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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称“朝中有人”，诱骗干部沉沦！剪除基层官场骗子滋生苗头******

　　身份五花八门，自称“朝中有人”，诱骗干部沉沦……半月谈记者梳理并调研近年来查处的部分党员干部违纪违法案件时发现，一些官场骗子打着所谓的“上级领导”旗号，骗取党性差的干部信任，在围猎党员干部过程中牟取不当利益。专家呼吁，有针对性打好预防针，维护来之不易的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严厉打击那些所谓“有背景”的“政治骗子”。

　　善于营造“朝中有人”假象

　　半月谈记者调查发现，这些官场骗子身份各不相同，年龄差异较大，多为体制外人员。如2019年被公诉的政治掮客苏洪波曾是香港某公司的董事长；诈骗山东省原农业厅副厅长单增德的是一名道士；在2021年落马的江西建工集团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周才柬一案中，骗子团伙里有按摩店老板、老中医等。

　　办案人员介绍，官场骗子通常借助老乡会、战友会、领导活动等场所，专门结交领导干部，以拓展人脉。他们时刻关注人事动向，问题官员落马后，有的官场骗子便通过掮客，或自己充当掮客，主动联系问题官员及其亲属，表示愿意提供帮助。

　　从作案手法上看，官场骗子普遍善于营造“朝中有人”假象。在云南行骗的何清帆仅读过3年农校，却自称“父亲是中央领导，父亲娶了后妈后自己跑到云南做生意”。何清帆打造出高深莫测的人设，经常去北京拍一些以标志性建筑为背景的照片发在朋友圈，让人误以为她有门路。

　　何清帆认识昆明市公安局五华分局原局长涂力军后，在两年多时间里以“谈恋爱”的名义，从涂力军手中承揽2.1亿元项目。2019年，涂力军因涉嫌违纪违法问题接受组织审查，何清帆也因涉嫌共同职务犯罪和行贿被昆明市纪委监委采取留置措施。

　　2021年9月，江西省吉安市吉水县原县委书记袁守旺严重违纪违法被“双开”。当袁守旺预感自己在被组织调查时，与之相识的商人贺某找上了门。他刻意在袁守旺面前“给大领导打电话”，展示其背景深厚。贺某资金紧张，想从袁守旺处拿一笔钱解燃眉之急，便表示可以到北京帮袁守旺找关系、跑门路。

　　袁守旺通过他人转给贺某200万元活动经费。2021年清明节期间，贺某来到吉水，袁守旺问贺某“找关系”的进展，贺某以谎言搪塞。结果没过几天，袁守旺就被留置。

　　有关学者认为，官场骗子一直有，且在干部换届、重大会议等特殊时段异常活跃。这些官场骗子积极游走于政商之间，牵线搭桥，散布所谓“内幕消息”，获取一些心怀不轨官员的信任。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云南省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说，官场骗子之所以能够精心布局、撒网围猎党员干部，依赖的就是人事变动信息带来的人心浮动。事实上，此前一些干部正是在谋求换届升迁时被套牢的。据山东省纪委监委相关办案人员介绍，单增德派人专门去泰山找道士求签。有道士听出来意，介绍所谓北京的“大领导”，后来单增德前后送了上百万元现金给道士推荐的人，希望能在换届时如愿以偿，最后无果。

　　北京科技大学廉政研究中心主任宋伟表示，当前仍不排除有少数干部理想信念不够坚定，他们面对个人发展机会时容易迷失自我，进而把希望寄托在官场骗子的身上。

　　浙江省委党校党史党建部原主任郭亚丁说，少数官员仍存在“人比规则好用”“办事要找人”“靠人际关系去解决问题”的扭曲权力观，官场骗子则充当腐败链条上的掮客，助长腐败滋生。中国科学院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教授马一德表示，部分官员想通过牵线、走捷径达到“速成”的目的，希望官场骗子能给他开绿灯、找通道，实际只会越陷越深。

　　“官场骗子违法犯罪手段隐秘、模糊、微妙，通过领导干部手中的职权为自己捞取经济利益。”山东大学法学院教授胡常龙说，由于违法官员与官场骗子之间的交易摆不到台面上，有些官员即便最终发现上当受骗也不敢报案，只能破财免灾，自认倒霉。这又无形中助推官场骗子继续实施新的欺骗行为。

　　让官场骗子无处可藏

　　近年来，随着我国干部任用选拔体制的科学性、公正性、公开性不断提升，一大批厚道正派、勤勉敬业、专业精通的德才兼备的优秀干部，通过公开公正公平的选拔程序走向领导岗位，干部任用选拔制度呈现出风清气正的良好氛围。“不让老实人吃亏”“能者上，庸者下”等理念深入人心。

　　郭亚丁认为，下一步还需继续完善干部升迁的制度设计，强化对重点领域、重点岗位干部的监督，同时扩宽信访举报途径，让官场骗子无处可藏。

　　马一德表示，要对官场骗子的典型案例作深度剖析，可以将其作为党员干部在宪法宣誓就职前的常规性教育，并融入党史和党课教育中去，培养党员干部的敬畏之心、防范之心。同时，向社会公布官场骗子典型案例，让全社会知道“特异功能、算卦、攀附、自称领导亲戚”等行为是官场骗子常用的伎俩。

　　以持之以恒的作风建设为全党“拧紧螺丝”，“不信组织信骗子”的畸形思想才能得到完全遏制。“继续在思想根子上巩固党员领导干部的思想觉悟和理想信念，只有这样，才能杜绝领导干部在权力运行和个人发展过程中，不再寄托到官场骗子身上。”宋伟说。

　　胡常龙表示，要教育、引导、培养全体干部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以“不求做大官，但求做大事”的思想境界做好工作。

　　（半月谈记者：王井怀杨文字强吴帅帅吴文诩赖星）

中新社70年丨58年前，中新社专访了李四光……******

　　新闻是历史的初稿。

　　在八月中旬的一天，在中新社香港分社的一个房间里，从沉寂了几十年的新闻稿件里，我分明闻到了历史的味道。

　　那是一捆捆用牛皮纸、塑料绳打包好的《中国新闻》电讯稿刊，牛皮纸上有毛笔或钢笔书写的“中国新闻，19XX年X月——X月”字样，它们刚被同事们从仓库里搬出来，解开绳子，从泛黄的书页中散溢出的陈年的味道，即使是戴着口罩也闻得到。

　　尘封的稿件

　　“是为了庆祝中新社成立70周年要整理资料吗？”我首先想到的答案被中新社香港分社技术部主任唐建生老师否定了。

　　他告诉我，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办公厅日前致函中新社总社称，《李四光年谱》中提到，时任中国科协主席的著名科学家李四光在1964年为中国新闻社撰写了一篇关于中国科学事业的专论。

　　但中国科协没有保存资料，希望中新社协助，而中新社总社现有的资料中，也没有发现这篇文章。

　　于是，寻找尘封58年新闻稿件的任务，落在了中新社香港分社身上。

　　中新社香港分社是中新社在境外建立的规模最大的分社，也是中新社在境外建立的第一个分社，始建于1954年6月，后成立“《中国新闻》代销处”，出版发行港版的《中国新闻》，刊印中新社电讯通稿，代销中新社电讯通稿、图片、专稿。

　　在中新社香港分社供职38年的市场部副经理吴育生老师是地地道道的港人，1984年入职时在发行部，参与印刷、装订、发行工作，对《中国新闻》电讯稿刊的过往再熟悉不过，寻找专访李四光稿件的任务自然而然就由他担纲了。

▲唐建生(左)、吴育生(右)在成堆的稿刊中寻找58年前的稿件

　　但关于这篇稿件的信息是模糊而有限的，只知道年份，只知道关键词是“李四光”。好在《中国新闻》电讯稿刊封存时候标注有年份，吴育生老师找出1964年的所有稿刊，循目录和标题逐页寻找。

　　因为保存得当，即使时光久远，这些“故纸堆”没有遭受蠹虫的啃噬，没有遭受潮湿的侵蚀，饶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稿刊用纸薄如蝉翼也完整无缺，铅字排版的印刷也清晰如昨。

　　回溯历史

　　翻开一本本电讯稿刊，仿佛进入时空隧道，那些已成为历史的新闻跃然纸上，令人感慨。

　　逐页翻至1964年9月16日时，目录中出现的标题《李四光谈青年科学技术队伍的成长》，让吴育生老师眼前一亮。这篇消息的导语是这样的：

　　中国新闻社北京15日消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著名科学家李四光最近对本社记者说，新中国成立十五年来，科学技术队伍迅速壮大，仅中国科学院系统的科学研究人员，就比解放前增加一百倍以上，其中绝大部分是解放后培养出来的年轻人。

　　文中还提到，李四光说，旧中国给许多人留下这样一个印象：似乎中国人不出国留学，就不能成为像样的科学家。

　　当然，我们必须认真地学习外国的一切先进经验，但更重要的是自力更生地培养科学技术人才。

　　消息的结尾写道：李四光最后说，青年科学技术队伍的迅速成长，是国家自力更生发展科学事业的一个重要成就。他作为一个老科学工作者，看到科学事业有了优秀的接班人，感到无限欣慰。他深信中国的科学事业在党的正确方针指导下，在新老科学家的共同努力下，将会更迅速的发展。

　　1500字的长消息，对于以“中新风格”享誉新闻界的中新社报道来说，实属罕见。后经上报总社并和中国科协确认，这条中新社消息就是《李四光年谱》中提到的文章。

　　稿件找到了，而我对于这些“故纸堆”的兴趣却更浓了，我开始从中寻觅、了解中新社的历史。

▲最早一期的《中国新闻》电讯稿刊发行于1954年2月13日。遗憾的是现存稿刊是在1954年2月14日发行的第二期。稿刊为竖排，标注着“中国新闻社编印”，登记证为：广州市人民政府新闻出版处登记证新字第十五号，定价每份人民币一千元(折合现行人民币一角)、港币两角。注册地址则有两处：广州市惠福西路毕公巷十二号，广州市邮箱三零七号；北京市王大人胡同六十七号，北京市邮箱五十四号。 ▲在收录着《李四光谈青年科学技术队伍的成长》一文的1964年9月16日那期，是第3823期，稿刊信息唯一的变化在于定价，调整为每份人民币2角5分、港币6角。